甲灵求真: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人情观(二)?《毛泽东智慧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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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毛泽东的人情观时,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维度:他对群众的态度。如果说毛泽东对亲戚朋友讲感情但不失原则,那么他对人民群众,则几乎毫无保留地将最深沉的情感和最坚定的原则熔铸为一。

1945年元宵节前一天,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外散步,看到几个老农在地头休息,于是走过去与他们交谈。得知两位老人同岁、当年都是六十岁,正月十五就是他们的生日,毛泽东当即建议为他们祝寿。一位老农说:“咱们穷苦人过生日贺啥寿呢!”毛泽东笑道:“如今翻了身,生产得好,人寿年丰嘛。明天正好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坐坐,大家一起祝个寿。”第二天,毛泽东把枣园村24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全部请来,一一敬酒,每人还送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老农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拒绝为自己祝寿,却亲自为普通农民祝寿。这一对比,格外鲜明地揭示出他关于“情”的价值排序:群众的福祉高于个人的荣誉,人民的情感重于个人的体面。
然而,毛泽东对群众的感情,远不止于与农民同席、与百姓同乐。他珍视群众情怀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哪怕是批评自己的话也绝不回避。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下起了大雨,一个农民愤而骂道:“老天爷不睁眼,雷劈死了县上的干部。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此言传出,边区有人主张抓捕此农民。毛泽东听说后立即制止,并深入了解原因,原来是因为这一年征粮过重,引起了群众不满。了解情况后,边区决定减少征粮任务,在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
“闻过则喜”,这个词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能对一个普通农民的愤怒做到倾听、反思、改正,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属罕见。
1960年冬天,湖南华容县生产队长贺凤生带着一肚子“状词”进京告状。贺凤生的父亲贺晓秋当年曾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农民运动,两家可谓世交。然而贺凤生没有套近乎,一见面就直揭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浮夸风和生产生活中的诸多弊病。毛泽东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我正需要听听这方面的情况,越具体越好。”他倾听了整整三个小时,诚恳地对贺凤生说:“不是腰河里泼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此后,中央根据这些反馈及时调整了政策,大食堂得以解散,生产队得以恢复。
毛泽东对群众的情,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将自己放在群众之中的平等尊重。他曾在延安窑洞前反复说:“要与人民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把屁股坐到老百姓一边”。这正是他对群众最深的感情的表达:不是恩赐式的“关心”,而是融入式的“同感”。
然而,毛泽东对群众深怀感情,并不意味着他对群众队伍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偏差都盲目认同。他同样注意在善待群众的同时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将原则贯穿于人情之中。
1944年,一名老乡针对部队个别人违反纪律的问题,向军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毛泽东得知后十分欣慰,说道:“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欺负,现在这个老乡亲敢向我们的司令员提意见,你们看这有多好!”在他心中,群众纪律不可违犯,战士对群众的敬畏是一种必须教育引导的“原则”。他珍视群众的监督权利,同时也不让温情遮蔽了纪律的边界。
同样,毛泽东对子弟兵的感情,本身就构成一部感天动地的“人情史”。当警卫战士张思德在烧炭时因窑塌而牺牲,毛泽东深为悲痛,严令队长尽快处理:“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他要求给张思德擦净身体、换上干净衣服、置办棺材,并要求召开追悼会,亲自讲话。《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耀史册的文章,正是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演讲。对战士之情的深沉与对人性尊严的尊重,在这里高度统一。
在自己家人面前,毛泽东的“人情观”同样体现为对感情与原则的紧密结合。1960年冬天,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在校粮食定量27斤。饥饿的折磨让李讷上课时肚子咕咕直叫。有一天李讷回家吃饭,毛泽东见她“狼吞虎咽”的样子——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片葱花都不放过,最后还用馒头将盘子里的汤汁擦得一点儿不剩,不禁心疼又欣慰。有人斗胆提出给李讷一些特殊照顾,毛泽东一口回绝:“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毛泽东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正是因为爱,才要将他们放在与普通人同样的处境之中。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归来,毛泽东教导他拜农民为师,上“劳动大学”。毛岸英起早贪黑抡镢头、起圈装粪、学习干农活儿,五十多天后回到父亲身边,晒黑的脸庞与粗厚的老茧让毛泽东点头称赞:“你学习成绩不错嘛!”
这一教,不正是“人情”的真谛吗?真正的爱不是给孩子包办一切,而是教他们独立生活、和群众同心同德。这样的人情,比千百次嘘寒问暖更为深刻、更为持久。
毛泽东的“人情观”,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处理人性与党性的关系问题。他既是一位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凡人,更是一位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党的原则置于私情之上的革命家。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寥寥数语,却凝结了多少人情世故的智慧与担当。这样的人情观,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它不深奥,但绝不容易做到。它需要的不是抽象的认知,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的坚守:当至亲开口时,能否说一声“不要使政府为难”?当故交求情时,能否守住“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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