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灵求真：毛泽东1927年为什么说农民运动“好得很”？《毛泽东智慧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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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底，中国社会变局极为复杂而深刻——第一次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北伐战争高歌猛进、农民运动迅猛高涨而又备受争议。

一、政治背景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支援下，迅速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主力。至1927年初，已控制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武汉成为革命中心。

北伐胜利的同时，革命危机重重。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对工农运动日益恐惧，认为其“破坏秩序”“威胁资产阶级利益”。1926年“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已显露反共倾向；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密谋“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面临分裂危机。

在此背景下，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成为检验革命立场的试金石。

二、社会背景

社会舆论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农民欢呼“翻身”，一边是地主劣绅哀叹“礼崩乐坏”。

至1926年11月，在湖南75县中有50余县成立农会；12月1日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并作“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讲话，大会通过40个决议案，确立“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与武装”的纲领。到1927年1月，湖南农会覆盖70余县，会员200多万，直接领导群众千万（占全省农民半数）；5月会员激增至600万，超全国农会会员总数一半。农民行动包括：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清算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建立梭镖队、接管乡村政权。

农民觉醒的同时，劣绅阶层惊恐万分，称农运为“痞子运动”；国民党右派和部分中间派人士指责农民“过火”“糟得很”，要求“纠正偏差”。

三、党内思想分歧

为维持国共合作，1926年12月汉口中央特别会议上，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层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强调“防止农运过激”，“避免吓跑资产阶级”，主张妥协退让，以牺牲农民利益换取国民党“谅解”。这一主张，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为后续反革命政变埋下隐患。

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痛感党内“不敢支持农运”的软弱，决心以实地调查澄清是非。这是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直接动因。正如他在开篇所言：“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四、对农民运动实地调查

早在1925年回韶山养病期间，毛泽东组织韶山农民协会，发动“平粜阻禁”斗争，首次深入接触农民诉求。1926年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全国农运骨干，系统研究农村问题。

为回应争议，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步行1400里，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他走访农会、参加群众大会、访谈贫农，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

调查中，毛泽东亲眼目睹：农民审判土豪劣绅的“诉苦大会”；农会组织修路、办学、禁赌的自治能力；地主逃亡、团防瓦解的社会剧变。

这次调查，毛泽东得出结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这次调查：“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话，完全相反。”

结束考察后，毛泽东于1927年2月12日返回武汉，在武昌都府堤41号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报告不仅是一份农村调查文献，更是毛泽东对革命方向、阶级力量和斗争策略的战略回应。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目前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针对“糟得很”的指责，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去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盛赞农民的十四件大事，包括组织农会、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减租减息、武装梭镖队、推翻族权神权等，并总结道：“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报告》3月5日起，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连载；3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刊登前两部分；3月28日，《中央副刊》第7号发表部分内容；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作为武昌农讲所教材，在党内引发激烈争论，深受基层党员和农运干部欢迎；并翻译成俄文，报送共产国际。此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担负着多重使命：

在政治上：捍卫农民运动，反击右倾错误；

在理论上：确立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

在方法上：开创中共“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工作传统；

在战略上：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埋下伏笔。

该报告成为中共支持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毛泽东将农民视为革命主力军的战略思想成熟。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而这一认识，正是在1927年那个风雨如晦的春天，通过脚踏泥泞、耳听民声而铸就的。

甲灵心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在革命十字路口发出的时代强音。它诞生于北伐胜利的光环之下，也预感到风暴将至的阴云之中。毛泽东以无畏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为亿万沉默的农民发声，为中国革命指明了真正的依靠力量——这正是这份报告穿越百年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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