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灵求真:毛泽东1925当农民举起拳头“谁主沉浮?”《毛泽东智慧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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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共同组成中央局(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是“钟英”。

1924年8月31日,毛泽东亲笔签署、落款为“钟英”的通知,发给“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长”,核心目的是为中共四大准备讨论材料。通知指出“第四次全国大会开会为期不远”,要求各地党组织对“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事”发表意见,并在小组会议上进行讨论,将结果报告中央局。党员个人若有特别意见,也可写成意见书汇寄中央局。
从保存下来的致“旅莫支部”的通知原件看,左侧还有中共莫斯科支部添加的两行字:“这是C.P.中央来的信,各位同志有意见时,请赶快整理,预备开大会时发表为盼”,旁边还画圈进行了强调,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在8月31日通知发出后,中共中央于9月15日正式发出了召集四大的通知,“定于1924年11月15日在上海召开”。这份通知同样由毛泽东签署,署名“钟英”。明确代表名额为14名,涵盖了广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汉、长沙、安源、旅俄(莫斯科)、旅法党组织以及青年团和特邀代表各一名。通知列出了10项议案,包括世界及中国政治经济报告、中央局报告、各项运动讨论(包括民族、劳动、青年等)、党的发展计划、党章修改、组织教育以及选举等,对大会的全流程进行了规划。
这两份通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专门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向各地下发文件、征求意见的原始见证,体现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正日益完善。
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初期工作繁忙,加上共产国际承诺的会议经费(约1000多元)未能及时送达,原定于1924年11月15日召开的大会被迫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身兼数职,除了在中共中央的工作,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由于工作极度劳累,加之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他身心俱疲,于1924年12月积劳成疾,患上了重病。
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于1924年底偕杨开慧和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回湖南修养。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精心筹备的四大,但因病缺席了这次大会。
1925年1月中旬,毛泽东一家人到长沙板仓杨开慧母亲家。2月6日(农历正月十四),毛泽东一家回到韶山冲。这是毛泽东1919年离开家乡后首次返乡,共停留203天,是他革命生涯中回乡时间最长的一次。
一回到韶山,毛泽东尽管身体抱恙,但他仍以走亲访友等方式,广泛接触贫苦农民。通过倾听乡亲们诉说生活的艰难和地主豪绅的欺压,毛泽东深刻感受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这让他下定决心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毛泽东通过妻子杨开慧以及当地的进步教师李耿侯等人,发动进步教师,利用韶山原有的公立学校、族校和祠堂等公共场所,创办农民夜校。
夜校不仅教农民识字、学珠算,更重要的是,教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国内外大事和三民主义。毛泽东要求讲课要接地气,将文化学习与政治启蒙巧妙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农民夜校讲课时,掰开一个馒头,说:“民生就是一个馒头大家吃,地主别想独吞!”
杨开慧用“洋财东”代替帝国主义、“土财主”代替地主阶级的通俗语言,向农民解释贫穷的根源,启发阶级觉悟。她在宗祠黑板上写下“手”和“脚”两个字后,说:“我们用手种粮,用脚走路,可为什么手长茧、脚磨破的人反倒挨饿?”这一问,如石击深潭。千百年来,农民认命、敬神、跪族长,却从未想过为什么苦难?
当族长毛棠圃以“亵渎祖训”为由,将听课的妇女关进祠堂时,毛泽东推开祠堂大门,声如洪钟:“族规大不过天理!妇女不识字,子孙怎明义?”农妇们第一次挺直脊背——尊严,原来可以靠自己争来。
在提高农民觉悟的基础上,毛泽东将夜校中发现和培养的骨干组织起来,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夜校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为了秘密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夜校同时也是秘密农协据点。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韶山,毛泽东以秘密的农协会员为骨干,组织成立“雪耻会”,以公开的方式发动群众。成体系的夜校、秘密农协、公开的“雪耻会”,迅速发展到20多个乡。
在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考察后,毛泽东认为建立农村党支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与从安源煤矿回乡的共产党员毛福轩以及杨开慧商议,决定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党支部。
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夏夜,一场庄严而秘密的入党仪式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阁楼上举行。昏黄的油灯下,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四位新党员,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秘密而庄严地举起右手,低声而坚定地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完毕后,毛泽东宣布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正式成立,支部由毛福轩任书记。为了保密,毛泽东为支部取了代号“庞德甫”。毛福轩、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五位最初的成员,后来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并称为“韶山五杰”。
1925年8月,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下令抓捕毛泽东。8月底毛泽东离开韶山后,韶山特别支部继续发展壮大。到1925年底,党员由最初的5人发展到110多人,建立了7个支部,韶山特别支部随之升格为中共韶山总支。到1926年4月,党员更增至230多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员会,领导着以韶山为中心的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界的革命斗争。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农民举起拳头那天就有了答案。1925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理解:农民不是革命的配角,而是主角。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残酷斗争中,“韶山五杰”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
1927年6月,被誉为“乡间好郎中”的毛新梅,回乡传达组织指示时被捕,在湘乡砚池坪就义前,他强忍被钉在柱子上严刑拷打的剧痛,怒斥敌人,时年41岁。
1927年10月,担任特别区农协委员长、自卫军总指挥的庞叔侃,被捕后,敌人威逼利诱,他斩钉截铁地说:“为革命而死,我心甘情愿!”在湘潭县城就义时,年仅22岁。
1928年3月,担任湖南省委交通员的钟志申,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给兄长的遗书中写道:“当我入党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志……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啊!”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时,年仅35岁。
1928年,李耿侯在“马日事变”后奉命转入武装斗争,参加水口山工人起义后随队伍上井冈山,在转战湘赣边界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9岁。
1933年5月,担任支部书记的毛福轩,奉命打入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以特殊身份坚持斗争,因叛徒出卖被捕,坚贞不屈,在雨花台就义时,年仅36岁。
还有无数的“韶山五杰”,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言。从韶山支部走出的数百余名党员,后来踏上井冈山、走过长征、浴血抗战、建设新中国。三十四年后的1959年6月,毛泽东主席重归故里。月光漫过“雪耻会”旧址,阁楼油灯仿佛仍在燃烧。他挥毫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墨迹渗入纸背,如同1925年那个夏天渗入中国大地的血与火。韶山精神正是从这里起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
甲灵心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建立,是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这不仅为韶山播下了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更在实践中证明了组织起来的农民是革命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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