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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义光作品《毛泽东智慧通鉴》节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之确立（1）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穿越硝烟，血火淬炼。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始终立足中国实际，从农民、农村、武装斗争、独立自主等根本问题出发，实事求是提出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然而却屡遭忽视、压制乃至批判。每一次错误路线的主导——无论是陈独秀的妥协、瞿秋白的盲动、李立三的冒险，还是王明的教条、张国焘的分裂——都以数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牺牲、根据地丧失、革命力量遭重创为代价。

历史洪流难掩真理之光，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1921-1945年）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决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产生的最宝贵财富。

同年4-6月，中共七大召开，将“毛泽东思想”正式写入党章，确立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不是口号，而是鲜血、实践与历史的选择，这正是其“战无不胜”之根本所在。

大革命时期：革命依靠力量的分歧与实践检验

1923年国共合作启动后，党内对革命核心力量的认识出现明显分歧。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认为，中国革命应依靠资产阶级主导，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性，将“合作”等同于“依附”，对国民党一味迁就、妥协，为大革命失败埋下致命隐患。

针对这一错误倾向，毛泽东于1925年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通过深入调研指出，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是最可靠的革命同盟军，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地主买办阶级则是主要敌人。

敌友不分的恶果立现。1926年3月20日，爆发，蒋介石以“共产党阴谋夺权”为借口，悍然扣押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逮捕舰上中共党员。危急关头，毛泽东、周恩来主张立即反击，要求共产党人牢牢掌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指挥权，坚决遏制蒋介石的反共势头。但陈独秀却坚持“退让求团结”，并下令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主动交出来之不易的兵权。蒋介石此举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试探出共产党的软弱，为反革命政变做准备；削弱了竞争对手汪精卫的势力；树立“反共护党”形象，获得国民党右派和中间派的支持，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蒋介石绕过国民党中央，直接行使军事独裁，蓄谋发动“中山舰事件”，“预演”反共夺权，为“四一二”政变埋下伏笔，成为蒋介石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起点。

1927年3月，毛泽东历时32天调查，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贫农是革命先锋、必须依靠农民推翻封建势力”等重要观点，仍然没有得到陈独秀的重视。

1926-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山舰事件”已显露反共倾向的蒋介石，1927年3月底，在江西、安徽等地开始“清党”行动，反共倾向日益明显。此时的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指示中共避免冲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希望依靠汪精卫制约蒋介石，于1927年4月5日在上海发表《汪陈联合宣言》，称国共两党应“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严重右倾、麻痹革命警惕性的“宣言”发表仅7天后，蒋介石秘密勾结帝国主义、上海青帮、资本家，从1927年4月12日凌晨在上海开始“清党”。随后蔓延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直至全国，史称“四一二大屠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当时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发动“分共”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被捕、被杀。“七一五”事变与“四一二”政变共同构成大革命失败的两大标志性节点。

由于陈独秀右倾对“敌友”问题和农民问题没有重视，对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本性的严重误判，对突发政变缺乏准备，更没有掌握军队和发动民众，毫无还击之力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年内遭屠杀达31万之众。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道路的争论与实践验证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就革命道路选择产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强调“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推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左”倾盲动主义，强令城市武装暴动。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率领工人赤卫队，发动广州起义。国民党军迅速反扑，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军舰也炮击广州。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仅苦战三天便失败，数千名革命志士壮烈牺牲。

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放弃攻打长沙，奔赴井冈山，创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面积达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50余万。

为系统阐释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1928至1930年间，毛泽东先后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构建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但此时的中央仍被“左”倾所桎梏，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革命道路不予认可，严厉批评毛泽东的做法是“右倾保守”。1929年初，红四军内部认为前敌委员会干预过多，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更是公开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甚至主张取消前委的领导。毛泽东始终坚持：“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打仗的工具。”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否则革命事业终将功亏一篑。6月，红四军“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被多数人接受，而落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因缺乏统一的政治引领，部队思想涣散，在随后的战斗中屡屡受挫。

1929年9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时要求红四军立即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迎回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12月，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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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