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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秦始皇那样，引发了两千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议。他被一些人推崇为“千古一帝”，被另一些人斥为“暴虐之君”。而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也颇为耐人寻味。他既肯定这位“千古一帝”的历史功绩，又指出其暴政导致亡国的教训。1973年，毛泽东写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力劝郭沫若少骂秦始皇。要理解这一评价背后的深意，需从毛泽东对秦始皇的客观历史肯定入手，再观其对其失政的批判，从而审视这一评价背后“古为今用”的唯物历史观。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着眼于其开创大一统的奠基意义。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毛泽东所强调的，并非秦始皇个人的雄才大略，而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根本影响。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毛泽东更是以“祖龙魂死秦犹在”来概括这一观点——秦始皇奠定的中华帝国版图、形成的统一国家格局，被后世的历朝历代所继承。诗中“百代都行秦政法”一句更是点出了问题的核心：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以巩固国家统一，这一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至今其影响犹存。

然而，毛泽东对秦始皇并非一味推崇，他同时指出秦始皇暴政是导致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早年就曾从陈胜吴广起义的角度，把秦末农民战争的出现与秦始皇的施政失误联系在一起：秦朝统一后，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赋敛无度，百姓困穷，最终导致“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的结局。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始终贯彻着唯物历史观，他关注的重心不不仅在于个人的是非功过，更在于从中挖掘对现实社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劝诫郭沫若少骂秦始皇，用意早已超越了史论之争——他在1973年指示注释柳宗元的《封建论》、章太炎的《秦献记》等篇目，所涉及的核心命题乃是“百代都行秦政法”背后的国家治理制度再认识。通过重新评价秦始皇，毛泽东实际上是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思想寻找历史正当性与治国理政的理论资源。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儒家学说被称为“秕糠”，而秦始皇的政治实践则被作为批儒扬法的理论工具之一。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正是为了论证中央集权制度与法治思想的真理性，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以古为镜”的思路，并非纯粹的历史学讨论，而是一场具有明确现实导向的政治话语建构。

纵观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毛泽东始终是从大历史的维度审视之，高度褒扬其统一中国、奠基秦制的历史伟业，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其暴政与民怨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中吸取教训。“劝君少骂秦始皇”不是拘泥于儒家道德的狭小尺度，而是从更宏阔的制度演变与社会发展阶段上去予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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