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灵求真：1925毛泽东：“人民应该是总指挥”《毛泽东智慧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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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是中共二大确立的最低纲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根本目标。1925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亲自撰写国民党中央文件《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政治周报》发表。《宣传大纲》指出：“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

为动员全国民众，毛泽东写道：“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

早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同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中共党员参与政治工作，为未来革命军队奠基。

然而，此时北洋军阀仍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1924年9月至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张作霖联合冯玉祥击败直系吴佩孚，奉军入主北京。冯玉祥虽倾向革命，但势力薄弱，无法主导政局。广东革命政府尚处草创，无力北伐。

1925年夏秋，北洋局势剧变。原被驱逐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湖北重建势力，并与宿敌张作霖达成暂时妥协。张作霖乘势派奉军大举南侵，于10月占领江苏、安徽，兵锋直指长江流域。其子张学良部进驻上海周边，日本海军陆战队公然登陆支援，革命危局骤现。

在国民党中央亟需统一全国舆论，发动民众支持反奉战争之际，而原宣传部部长戴季陶自1925年夏起已转向右派，消极履职，甚至私下反对反奉。鉴于其右派言行，宣传部长一职在8月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兼任。

广州国民政府深感威胁。1925年10月，在此危急关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全面宣传工作。此时毛泽东刚从湖南韶山农运一线返回广州，正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在回忆中说：“我在湖南看到农民起来之后，地主威风扫地。这使我坚信，革命若无民众动员，终是空中楼阁。”

临危受命，毛泽东迅速投入工作。他深知：奉系乃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之工具。奉军南下，实为日本帝国主义借刀杀人之毒计。若奉系完全控制华北、华东，南方革命根据地将被战略包围，革命有夭折之虞。更深知：反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政治斗争。

此时，反奉突然出现积极信号，奉系内部出现裂痕。1925年11月22日，奉军名将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倒戈，宣布“清君侧，讨国贼”，起兵反张，并迅速攻占山海关、锦州，逼近沈阳。郭松龄公开声明：“余之此举，乃遵中山先生遗志，联合冯玉祥、广州政府，共驱日本走狗张作霖。”

广州国民政府立即响应。1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援助郭松龄通电》，称：“郭将军义旗一举，全国振奋……本党誓为后盾。”

然而，此时国民党右派分裂事态日趋严重，“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散布“专注广东，勿涉北方”“郭松龄不可信”等言论。面对如此危局，毛泽东认为必须发布权威宣传纲领，统一全党思想。192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集会议，亲自执笔起草《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该大纲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于1925年12月1日正式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名义印发全国各级党部。全文分五部分，系统阐述反奉战争的政治意义与宣传要点，《宣传大纲》体现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与群众动员思想。

大纲开篇即定调：“此次反奉战争，乃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工具——奉系军阀之战争。张作霖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最忠实走狗也。”揭露奉系与日本关系：“张作霖占据北京，即日本势力侵入华北之象征；其占据上海，即日本控制长江流域之先声。故打倒奉系，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武装代表。”

大纲强调战争的全民性：“此战非仅为军队之事，实为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兵士共同之革命斗争。若无工农群众之拥护，军队必陷孤立，革命必遭失败。”驳斥右派“精英革命论”：“有谓革命只需少数志士奋斗，不必惊动民众——此乃谬论。总理遗教曰‘唤起民众’，今若弃民众于不顾，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大纲号召国共合作：“本党联合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团体，共同奋斗，此乃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之真意所在。”

大纲中的这些论述，融入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有力驳斥了戴季陶等右派“阶级调和”“排斥工农”的主张。

为反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散布“联奉反赤”谣言，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决定创办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第1期在广州出版，毛泽东任主编。

他在《发刊理由》中直言：“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政治周报》第1期核心内容，即是全文刊载《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置于“重要文件”栏首，未署毛泽东个人姓名，仅标注“中央宣传部制发”。这是当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惯例——以国民党名义推动革命议程。

《宣传大纲》迅速下发至全国各省党部、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机构。广东、湖南、湖北等地掀起反奉宣传高潮，工会、农会组织集会声援郭松龄，学生游行高呼“打倒张作霖，驱逐日本狗”。

尽管郭松龄于1925年12月24日兵败被杀，反奉军事行动受挫，但政治动员成效显著：工农群众首次被纳入“国家战争”叙事；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联盟得到巩固；毛泽东的宣传策略获得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高度评价：“毛同志懂得，革命不仅是枪炮，更是人心。”

更重要的是，这一实践为毛泽东同期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了经验基础。他在《宣传大纲》中提出的“工农是革命主力”“反帝必须依靠民众”等观点，成为其革命理论的核心支柱。

1925年冬，当奉军铁蹄南踏、右派分裂叫嚣之际，毛泽东以一篇《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舆论战场上筑起一道防线。他虽未持枪上阵，却以笔为矛，将一场军阀混战升华为民族解放与阶级觉醒的革命战争。

甲灵心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宣传大纲》，正是用“事实”构建革命宣传的典范——毛泽东告诉世人：真正的革命，不在庙堂密谋，而在田埂街头亿万民众的觉醒与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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