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义光：毛泽东如何从“徙木立信”问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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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夏，长沙城溽暑蒸人。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内，一场作文竞赛悄然举行。题目自拟，主题“读史用史”。一位18岁的青年提笔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现存最早的毛泽东手稿，也是他叩问时代的惊雷初响。
彼时，中华大地刚送走帝制，却未迎来新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执掌北洋，列强趁机攫取利权，海关、铁路、矿产尽入外人之手。共和如纸糊灯笼，一戳即破。民众对“新政”充满疑惧，政府法令朝令夕改，失信如瘟疫蔓延。
就在这混沌之际，毛泽东从《史记》中拈出一则古老故事：商鞅变法前，于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许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五十金”。众人不信，直至一人尝试，果得重赏。于是“民信其令”，变法遂行。
毛泽东由此发出三叹：“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三叹，表面责民，实则刺政。他清醒指出：“徙木以立信，乃其末节耳。”真正要害，在于“良法利国福民”。若法令本为百姓谋福，何须靠搬木头来取信？问题恰在于千年专制之下，官府早已习惯“以诈御其下”，百姓自然“以诈应其上”。
毛泽东写道：“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狃于故常。”不是民众愚昧，而是被欺骗得太久！这一洞察，远超同龄，直抵中国政治文化的病灶。
更令人震撼的是结尾那句：“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表面无奈，实为怒斥：一个现代国家，竟需靠演戏般的小伎俩换取民众信任，岂非奇耻？
阅卷老师柳潜读罢，拍案称绝。他挥毫批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破例给出满分，并断言：“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柳老师还赠予毛泽东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正是此书，让毛泽东萌生“自学更好”之念，不久后毅然退学，开启定王台湖南图书馆的苦读岁月。
一篇作文，何以预示伟业？因它已埋下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基因：民心不可欺，政权须立信；救国不在权术，而在重建官民之间的信任。
多年后，当他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当他在延安推行“精兵简政”、强调“为人民服务”，当他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一切，皆可追溯至1912年那个夏天，一个少年在作文纸上写下的信念：唯有真正利民之政，方能赢得人民之心。
甲灵心鉴：柳潜当年所见的“伟大之器”，并非天生神童，而是一个在历史废墟中苦苦寻路的青年。毛泽东从商鞅的木头里，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不是靠权谋立威，而是以诚信立国；不是让人民畏惧权力，而是让权力敬畏人民。
百年回望，《徙木立信论》的墨迹虽淡，其声犹震。它提醒我们：任何时代，若失民心，则失天下；若得信任，则得未来。而18岁的毛泽东，早已用一支笔，为这个真理，写下最初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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