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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引领人民打破千年枷锁？大家有没有想过，华夏数千年的剥削枷锁，为何直到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出现，才被真正打破？为何无数劳动人民历经千年抗争，直到1949年才真正迎来“换了人间”的新生？今天，看看千年剥削如何压迫中国人民，看看近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又经历了怎样刻骨铭心的苦难。

1840年前，封建帝制余晖下的枷锁有多沉重？大家不妨思考两个问题：封建帝制下的剥削枷锁，为何能绵延两千余年而难以撼动？历代农民起义皆以反抗剥削为名，为何只是“改朝换代”，却终究难逃百姓苦难的循环？答案，就藏在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里。

《老子》有言：“民生之苦，根在上位之贪；天下之安，始于统治之俭。”无论是起于西周初年的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宗法等级秩序的封建社会，还是始于秦汉中央集权郡县制、土地私有、地主经济、农民依附的封建社会，绵延三千余年，核心本质都是统治阶级凭借土地垄断权，对广大农民实施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当时的地主阶级，或为官僚贵族，或为地方豪强，皆不事耕作却坐享其成，多者占有数顷（1顷等于100亩）乃至上千顷土地，通过租佃制度役使农民，再以层层苛捐杂税盘剥，致使农民整年劳作仍难觅温饱。

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封建时代的剥削本质，就是少数剥削者剥夺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这种剥削，一延续就是数千年。

宋元明清以来，封建租佃制度日渐成熟，剥削手段也随之愈发繁杂苛刻。明代中叶以后，地主与商人、高利贷者相互勾结，形成三位一体的剥削网络，农民一旦陷入债务泥潭，便难逃田产被夺、卖身为奴的悲惨命运。“世道好，好人多；世道坏，恶人横”，这句话道尽了当时的社会真相。那大家再想想，康乾时期的繁华表象之下，土地兼并如何一步步将农民推向绝境？封建剥削又为何在此时期愈演愈烈？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便是当时最真实的残酷写照。乾隆年间，仅湖南一省，地主占有土地就达七成以上，大批农民沦为佃户，承受着“对半分租”“四六分租”甚至“一九分租”的沉重负担。除地租外，农民还需缴纳田赋、丁税、契税、厘金等数十种苛捐杂税，遇有战乱，还要承担各类摊派与徭役，即便丰年也只能勉强糊口，荒年更是流离失所，易子而食的惨剧屡见不鲜。这样的苦难，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而这，就是封建剥削最真实的模样。

大家要记住，剥削制度绝非仅限于经济层面，更伴随着政治上的超经济强制。地主阶级依托封建王朝的权力庇护，私设公堂、豢养爪牙，对农民实施残酷统治，农民稍有反抗，便会遭到严刑峻法的无情镇压。而封建王朝也以地主阶级为统治根基，通过科举制度笼络士人，维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伦理秩序，让剥削制度代代相传、根深蒂固。

两千多年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军席卷全国，皆以反抗剥削为旗帜。毛泽东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时说：“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农民起义，最终都因缺乏先进思想引领和坚强组织领导，或被残酷镇压，或因自身腐化变质，始终未能撼动封建剥削的根本，最多只是完成改朝换代，换一批剥削者上台，广大劳动人民依旧深陷苦难深渊。

到了晚清，封建统治早已腐朽不堪，地主阶级愈发堕落，除沿用传统剥削手段外，还与腐朽官僚相互勾结，克扣赈粮、倒卖官粮，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彼时的中国，如同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轮，在世界浪潮中摇摇欲坠，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悄然叩开中国国门，将中国强行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劳动人民的苦难也随之进入更为黑暗的阶段。这也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彻底的革命，广大人民就永远无法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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