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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怎样的价值观就有怎样的行为。所谓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团体、国家对自身信念的坚守和追求。愿意付出的代价越大，信念就越坚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为了自由，只能放弃了生命和爱情。26岁的裴多菲，在瑟克什堡与沙俄军队大血战中牺牲，抛下了22岁的妻子和一岁半的幼子。

不同的价值观，就构成了你我他的特殊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因为有太多仁人志士为实现伟大理想而牺牲在昨天，才能换来今天的新人间。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故里韶山。这一年，年轻的新中国尽管遭受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但“遍地英雄下夕烟”，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的？当晚毛主席写下了《七律·到韶山》，此时距上次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已“故园三十二年前”，那是1927年。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信念之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1927年1月，毛泽东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及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广泛接触农民，获得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总能从变化和矛盾中看到更高远的地方”，当毛泽东听闻有农民因赊欠谷物而被地主逼死的事件后，指出“要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情况，特别发掘这样苦大仇深的人加入农会，这样的群众积极性最高。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

“志者心之力也”。在醴陵节孝祠，毛泽东得知当地工农武装一举攻破了县团防局后，非常高兴，指明要发展农民自己的武装，组建农民自卫军。他在醴陵东富寺的戏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比喻说：东富寺的围墙是用三合土筑成的。其中的沙子本来是散的，加上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了以后，用羊角耙都挖不进。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在醴陵考察期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最关键之处在于民众的大联合。

同年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月16日，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阐明，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农运糟得很”的认识；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所谓“痞子运动”的认识。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不敢引导农民力量，不敢借助农民力量”的错误。试想，那时的陈独秀如果能够认识到农民的力量，他还会那么依赖国民党吗？

1927年3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显露。4月1日与汪精卫密谋“分共”，4月5日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迷惑共产党人。

猝不及防，烽烟四起，血流成河。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大规模屠杀。“四一二”大屠杀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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