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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1935年，在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的指挥下，日伪军发动了连续6个月“东南满独立大讨伐”。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5月29日，日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随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

“国弱君愚则国破”，“心力与物力难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与几乎同期的《秦土协定》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两个协定实际上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2月18日，在北平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野心，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长征期间，1935年9月11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迭部县俄界。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精神，通过了坚持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

而此时的蒋介石，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依旧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他部署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带领的第十七路军等20余万兵力，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所有这些矛盾都有其特性。9月28日，毛泽东在改编后的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指出：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避免向国民党军作战等五方面问题。

“救国救民计，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纲领”。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3日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写道：“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1936年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拚消耗’。”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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